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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原创

    明月如霜。

    这第三封通电和马电内容上没什么区别,唯一不同的是,这一次是公开的全国通电。
    唯一搭理了慈禧几句的,只有年轻而急于在国际事务中表现自己的美国政府,它客客气气回复了一封电报。
    四码电报是流水式的,和字形没有关系。说的简单点,就是把一个个汉字与四个数字组合完全随机地拉郎配,没有规律。背诵起来十分辛苦,优点是绝无重复。所以看老照片老电影,译码员需要常备一本汉字编码书在手边,以便时时查询。
   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,要求真金白银,现场付讫。康圣人一不办报,二不经商,三无大宗赞助(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),经济来源本来不丰,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,日子过得颇为拮据。
    就在盛宣怀为李鸿章暗暗筹划,意图建立电报线路的时候,胡雪岩也向左宗棠提出了极其相似的提案。
    饶汉祥这个人胆小怕事,唯独写得一手好骈文。骈文这个东西,虽然从韩愈开始就被排斥,可它本身具有的韵律是汉语文体中最有气势的。四字或者六字一句,动辄千言,读起来朗朗上口,一泻千里,极具气势,虽则臃冗浮华,却很能吸引眼球。如果譬之于女性,骈文可以算作出胸大无脑的那种——没什么内涵,但实在是漂亮。
    不过吴佩孚还不算最惨的,他只是因为通电而挨了几句骂罢了。民国里还有一人,竟是生生被通电气死的。
    当时电报局实行的是“学堂与电局相表里”之制度,进入电报学堂就学的学生,自动就担任电报局的电报生。他们的薪水分为4等12级,要想薪水提一个档次,就要通过考试进入更高一级。考试共分10项业务,每项业务20学分,最终的薪水是根据考试所获得的学分来确定的。这就好比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,而且电报局的薪水又颇为丰厚,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趋之若鹜。社会上也把电报与银行、铁路、海关等其他3门职业一同称为“金饭碗”。
    但是好事多磨,官僚和宗教机构永远是发明家们的最大敌人。虽然莫尔斯多次向美国国会提出申请,希望政府能够出资建立一条电报线路。但直到5年后的1842年,美国国会才批准了他的这一议案。那时候,可怜的电报先驱已经身无分文,只好向自己的学生借了50美元,才能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前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了。
    15日当天晚上,段芝贵带着这份处决令去赴张振武在六国饭店的宴会,席间隐而未发。等到宴会散后,张振武乘马车走到大清门栅栏,埋伏在这里的兵丁一涌而上,把张五花大绑,押解到玉皇阁军政执法处。处长陆建章把黎元洪的电文亮出来给张振武看了一眼,张这才明白自己为何被缚,可惜为时已晚。几分钟后,一代武昌元勋被枪决。
    省字能省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极限呢?全世界最短的电报是法国文豪雨果发出的,他写出巨著《悲惨世界》后,把书稿寄给了书商。由于急于想知道读者反映和销量如何,雨果就给书商发去了一条全文只有一个标点“?”的电报,灵犀在心的书商则回复“!”,雨果于是放心。而中文最短电报的世界记录是半个字,记录保持者是民国有名的“白发才女”张允和。
    “铜线之害不可枚举,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。夫华洋风俗不同,天为之也。洋人知有天主、耶稣,不知有祖先,故凡入其教者,必先自毁其家木主。中国视死如生,千万年未之有改,而体魄所藏为尤重。电线之设,深入海底,横冲直贯,四通八达,地脉既绝,风侵水灌,势所不必至,为子孙者心何以安……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,听其设立铜线,尚安望遵君亲上乎?”
    清廷对这个大北公司是又恨又爱,恨的是它屡屡当电信侵华的急先锋,爱的是它倒也给中国出了不少力气。中国大部分电报线路,包括大(沽)(天)津线、津沪线、江南的一些支线,都是大北公司修的;北洋电报学堂成立的时候,大北公司还特意派遣了几名精英来当讲师,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电报人。
   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,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。一晃数十年过去,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,从香港-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。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,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,一口气与印度连通。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,一涌而上,无不私接回路,暗上旱线。
    其实雷诺也不十分怕官府知道自己私建电报。反正线路已是既成事实,只消喂些银子,拿着英国的威名吓唬一番,那些胆小庸碌的中国官员谁还敢追究?
    “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,沪上人心沸腾,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,务求王爷、中堂大人公忠体国,奏请皇上力疾临御,忽存退位之思,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,下以弭中外之反侧。宗社幸甚,天下幸甚。”

    到了三楼房间,邓廷铿把孙中山一把推进去,当即落锁。马格里在外面对孙中山说:“你不是姓陈,你金表里刻着孙文二字,肯定就是那个通缉犯。现在奉了龚公使的命令把你拘禁在这里,我们已经发电报到国内总署了,等到总署回电以后,才能把你放出来。”孙中山身陷囚囹,追悔莫及,还想跟邓廷铿套套近乎,问能不能允许他返回寓所拿些日用的东西,也被拒绝。
    舆论的控制管理,是邮传部电政司的一大职能。清末时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,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,有什么大的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,然后报纸予以转载,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信息传遍全国,在清末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。
    只要能联系上各国政治首脑,事情就好办了。军事实力中国不行,积五千年的中华政治智慧,还怕玩不转洋人么?慈禧这么想着,又变得信心十足,玩政治手腕她在国内还真没怕过谁。
    袁世凯麾下有一个人,不是北洋系出身,却最得袁信任。这个人叫陈宦,号称湖北三杰之一,与吴禄贞、蓝天蔚齐名。他本来是黎元洪的幕僚,后来投靠了袁世凯。袁世凯逼黎元洪来北京,就是派陈宦亲自去武汉迎接,被人讽刺说“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”。
   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,一是让本来已经保守到了极点的风气更趋保守,中国的国运也向着背离世界大势的方向加速滑落。二是慈禧也对这个忤逆的干儿子光绪深恶痛绝,连将他握在手中当傀儡来耍的念头都完全断绝了。
    “饶体”的通电在民国引起了模仿狂潮,我们如今翻那些通电文,大部分是长篇累牍、四骈六丽,都是饶汉祥起的头。广州《七十二行商报》就曾模饶汉祥的笔法,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,也是骈四俪六,煞有其事,居然真假难辨。
    后来飞鹰号的故事并未结束。辛亥革命后它曾参与护法运动,南下广州,遂被编入粤海军第四舰队,在与陈济棠的冲突时被飞机击沉,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军击沉驱逐舰的记录。
   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,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,也是关胜关小爷,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。从此他们不敢造次,津沪线修得异常顺利。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,天津、上海两头并起,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,还没一年功夫。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,立了2000多根电报杆,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——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,有了郑观应盯着,费用不超反省,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。要知道,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,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,就花了10万两。
    甚至为了抓料,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。汤修慧是江苏人,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,听她们诉苦。凭借这个情报渠道,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,在《京报》上以头版登出。曹锟大怒,下令查封《京报》,通缉邵飘萍。后来《京报》复开,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,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——要知道,那会儿兵荒马乱,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。
    丁日昌思忖再三,决定趁热打铁,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,表示只要手续完备,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,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。这一招“以退为进”极见功力,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,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,欢喜还来不及,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“禁接海线”,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。
    有趣的是,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却与他形成了鲜明对照。在直奉开战初期,奉军大举入侵,曹锟听了弟弟曹锐劝说,本无意开战,奈何麾下众将群议汹汹,几乎酿成兵谏。尤其是吴佩孚,已经用电报把奉军骂的狗血淋头,若不开战,这脸面往哪里搁?
    推动国营电报最起劲儿的盛宣怀曾经告诉过李鸿章一件事:有一年钦差曾纪泽出使俄罗斯谈判,他通过大北北线从圣彼得堡发电报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,从上海用驿递送去北京,反而花了六七天。两下比较,优劣昭然若揭。这实际上等于另外一种形态的信息战。
    骆成骧一向对陈宦这个学生好感不多,若不是要借他反袁,都不大爱理会他。如今袁世凯已死,骆老爷子心满意足,至于陈宦会因为这封通电下场如何,他就没兴趣知道了。
    论事迹,他玩弄手段,气死了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;在慈禧昏了头向“天下万国”宣战的时候,他频频通电、居中奔走,利用电报串联了李鸿章、张之洞、刘坤一、袁世凯四大总督“东南互保”,撕下了羸弱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一块遮羞布;他策划的“保路运动”,直接成了压垮清朝这头欲倒巨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……李鸿章称赞他说:“一手官印,一手算盘,亦官亦商,左右逢源。”又说他“欲办大事,兼作高官”。死后,他被称为中国的“商父”、“官僚资本第一人”。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化的建设中打下深重烙印的人物,由于种种历史原因,如今却盛名不彰,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
   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,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得很长,把支持的文体写得很短,权当趣事则罢。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,已经使人达到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。
    有趣的是,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却与他形成了鲜明对照。在直奉开战初期,奉军大举入侵,曹锟听了弟弟曹锐劝说,本无意开战,奈何麾下众将群议汹汹,几乎酿成兵谏。尤其是吴佩孚,已经用电报把奉军骂的狗血淋头,若不开战,这脸面往哪里搁?
   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,眼光独到,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。1883年前后,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,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。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,难以短期投入生产,正巧在此时,闽、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,面临停工的危险,盛宣怀当即决定,将“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”,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。这件事被查出后,清廷认为盛宣怀“办理含混,铺张失实”,差点被降职调用,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,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,上疏为他开脱。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“挪矿股归入电股,皆据一再禀详,移缓就急,亦尚非有意含混。且苏、浙、闽电线之成,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,于军务裨益犹大”,不但无过,而且有功。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,没有被调职。
   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,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,下边的主管、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,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,一潭水深不可测。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,短短6年时间,一把手换了13次,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。好事的人甚至传言,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。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,其根本原因,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。第6任尚书、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,他曾经长叹道:“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,即用人犹如此掣肘,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,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。”
    1896年9月23日,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(S.S.Majestic)跨过大西洋,抵达利物浦,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。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,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。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,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,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,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,叫陈载之。
    比如说,光绪十年(1884年)五月二十七日,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。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:“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”,全文共有18字。幼樵指张佩纶,鸿指李鸿章,全电文的意思是,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。

    刚刚当上皇帝的袁世凯没想到自己如此不得人心,焦头烂额。他深知欲要压制这股浪潮,必先扑灭挑头的护国军。当时护国军挥师三路,分别攻向广西、贵州和四川。其中四川是兵家必争之地,护国军出动了主力第一军,由蔡锷亲自挂帅。袁世凯对蔡锷极为忌惮,不敢怠慢,连忙电告时任四川督军的陈宦,勒令他务必集全川之力,打败蔡锷。为了壮他的声势,袁世凯还调拨了张敬尧的北洋第7师和其他几个师来助战。

    慈禧随即想,列强之中最强的,无过于英吉利国。何况英吉利国当时是女王当政,或许能与慈禧有些共同语言,便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发去一封电报:

    他请袁世凯邀张振武进京担任总统府顾问,使其远离湖北老巢。张振武不知是计,还以为是袁世凯格外赏识,欣然赴京。他抵达京城之后,袁世凯盛情款待,优待有加。张振武更是放心,还时常宴请宋教仁等同盟会的朋友,畅谈共和大计。孰不知他前脚离开武昌,黎元洪就立刻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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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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